如果形成经济下行惯性助推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加剧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
如果不再可能依赖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推动GDP增长，包办式政府就不再是增长的保障，政府的角色应该转变为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维护者。最后，决策观念和执行体制改变并非朝夕之间的事，不论是大体量的消费补贴，还是大幅度降息等措施稳增长，都需要决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李扬老师也发表文章，力挺扩大投资稳增长，认为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都是投资驱动型的。（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后基建时代 稳增长 投资 。对于张军老师这个观点我还是有点吃惊，因为在2020年3月疫情最严重时的一次网易线上对话节目中，我还与张军老师讨论过稳增长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当时张军老师的观点是支持靠投资来稳增长，认为消费是内生变量，这与余永定老师当下的观点是相同的。这不仅与张军院长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而且与我的新供给经济学主张相吻合：投资还是靠企业市场主体，政府稳投资的发力点应该是深化放管服和营商环境改革、大力减税降费、全面放松供给约束。假定有这样一个提案：发行6万亿的特别国债，用来给 6 亿月收入只有 1000 元的中低收入者发钱或发消费券，平均每人1万元，三口之家3万元，五口之家5万元，用来刺激消费、稳增长——这在决策层面，显然观念冲击太大，不符合传统决策观念。
2021年中央实际上对于投资有3万多亿的专项债的安排，但是地方没那么多项目，怎么搞投资驱动？如果决策部门和学者们都能像张军老师这样到地方多搞些调研，所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决策就一定会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值得重视的是2021年北京、杭州、广州等很多城市今年以来出现了大比例土地流拍，预示着今明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有大幅度下滑。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转型推动下，劳动生产率有两极化趋势，劳动者就业质量呈现两极化。
为此，应优化社会保障政策设计，树立政府兜底思维，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消费者居住地高度分散，平台劳动者服务对象高度不确定，工作任务具有随机性。在平台数字商业模式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滴滴车主、阿里巴巴的生态化就业等大量新业态。根据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经济特征，经济领域可划分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学家发现这三大产业化数字转型的后果有较大差异，引发经济学界出现了生产率悖论的讨论。
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化转型推动现代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快速发展，数字产业化与商贸服务业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数字商业模式应运而生。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只能影响经济短期增长，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也是短期的，对长期稳定与扩大就业的贡献更是相当有限
特别在进入21世纪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以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现代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信息经济步入数字经济发展阶段。这些被高端制造业淘汰的转岗者能够流向哪里呢？答案是大多流入低端服务业。教育具有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者的重要功能，教育改革要与数字经济转型相匹配，数字经济时代应强化基础教育与通识教育，提升人们的数字经济素养，提高劳动者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非知识本身。前者基于平台经济的数字化本质，后者则由平台经济的劳动性质所决定，人力资本专有性低，缺乏累积性，多数企业不愿意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大多数属于非正规就业。
与此同时，大量被淘汰的低人力资本劳动者进入低端服务业，边际产出的增量少于劳动者人数的增量，甚至平均边际产出相对下降，导致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收入维持不变甚至相对下降。我国劳动生产率两极化及就业分化趋势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及其数字化转型，共同促使部分劳动者转岗就业并发生职业流动。消费者居住地高度分散，平台劳动者服务对象高度不确定，工作任务具有随机性。因此，数字经济转型包括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转型两种方式，前者体现与实体生产要素的联系性，后者显示其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相对独立性。
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证券等行业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运用数据算法优化服务流动，快速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产业数字化创新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减少就业岗位，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平台数字商业模式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滴滴车主、阿里巴巴的生态化就业等大量新业态。
第二，数字经济转型驱动劳动力市场就业群体分化。这一现象可以从结构性视角进行解释，数字经济确实从整体上推动了产业变革，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产业或者对同一产业的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有着巨大差别。
管理方式数字化主要包括管理流程数字化与沟通方式网络化。对于劳动者而言，进出都很容易，工作流动性强，风险较高，企业社会福利少。对于数字化转型中生成的高人力资本专有性岗位，这部分岗位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将会持续提高，工作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同步升高，工作环境舒适，工作满意度高，就业质量升高。根据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经济特征，经济领域可划分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学家发现这三大产业化数字转型的后果有较大差异，引发经济学界出现了生产率悖论的讨论。再次是就业方式灵活化。管理数字化、新业态的高强度劳动还会导致劳动者身心疲惫，身心健康受损。
从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3攀升至0.4以上左右，但近10余年来基尼系数基本在0.45左右波动，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最后是就业质量两极化。
可见，管理方式数字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雇主对劳动者控制能力增加，加大劳动者工作压力，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从网民数量、应用广度、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等多维度指标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领头羊，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中，中国的阿里、百度、腾讯占据三席，数字产业、共享经济、在线商业平台模式的创新激发了大批创业公司。
我国就业分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出独有特征。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其转型方式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信息经济浪潮扑面而来。
收入分化加剧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群体分化，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新型商业模式主要涉及三类主体：平台经营者、平台企业、平台劳动者。数字经济转型必然加快职业流动，带来更多的新业态，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的比重还会增加，甚至成为未来就业的常态。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是服务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最典型的商业运营模式。
产业数字化转型以传统实体性生产要素为基础，通过产业数字化推进传统产业在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升级，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市场竞争优势，如传统商业与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数字平台商业模式。其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非专有性。
现代农业、智能制造、智能建筑等均为传统产业数字化所催生的新产业。为应对数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要优化好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
为此，应优化社会保障政策设计，树立政府兜底思维，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业的长期稳定取决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以及基于科技创新的创业活动。
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转型推动下，劳动生产率有两极化趋势，劳动者就业质量呈现两极化。可见，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分化与新业态就业机会上升两种力量的相对大小。一是鼓励创新创业活动，保证就业稳定与持续扩大就业。这一特征决定了平台经济劳动者进入门槛较低、对劳动者吸纳面广，对促进人口大国的更充分就业意义重大。
张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8203;数字经济 就业群体 。五是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劳动者学习意识与学习能力。
其次是劳动方式平台化。平台劳动者是数字经济转型中形成的典型新业态，平台化的劳动方式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工作地点的分散性与随机性，平台运营者通过互联网寻找商品与劳务需求者，并与供给者快速匹配，满足消费者需求。
可见，产业的属性与行业不同，产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化，进而出现产业两极化现象，抑制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导致数字经济转型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智能制造能够通过数据算法不断快速更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与销售过程，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